《世界秩序》笔记

序言 对世界秩序问题的思考

 

1961年我作为一名年轻学者去堪萨斯城做讲演时,拜访了杜鲁门总统。我问他,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哪件事最令他感到骄傲。杜鲁门回答说:“我们彻底打垮了我们的敌人,随后又把他们拉回到国际大家庭中。我认为,只有美国才会这样做。”杜鲁门总统深知美国拥有巨大的实力,但最令他感到骄傲的是这一实力所包含的人道和民主价值。他更希望后人铭记他是因为美国与敌人实现了和解,而不是战胜了敌人。

 

美国共识:不断扩展合作型秩序,各国遵守共同的规则和准则,实行自由经济体制,誓言不再攫取他国领土,尊重他国主权,建立参与型的民主治理体制。来自两党的美国总统始终敦促——常常是雄辩地力促——他国政府同意维护和促进人权。(合作性秩序;自由经济体制;主权;民主制)

 

今天“国际社会”一词在各种场合出现的次数之频繁可能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然而从这一词中却看不出任何清晰或一致的目标、方式或限制。

 

不同类型的世界秩序

打成平手的各种自治的政治单元并存,呈现出政治多样化的特征。因此,当代世界的形态大致是在欧洲形成的:一批多元化政治单元探索用于管控自身行为、减缓冲突的中立规则,它们中间没有一方强大到可以战胜所有其他对手,很多政治单元信奉截然不同的哲学,或者有自己独特的信仰。

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建立的和平反映了各方对现实的妥协,而不是一种独特的道德洞察力。它以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体系为基础,各国不干涉彼此的内部事务,并通过大体上的均势遏制各自的野心。在欧洲的角逐中,没有哪一方的真理观或普适规则胜出,而是每个国家各自对其领土行使主权。各国均把其他国家的国内结构和宗教追求当作现实而加以接受,不再试图挑战它们的存在。(管控自身行为、妥协,反映出合作的特征)

 

欧洲为结束自己大陆上的战祸所做的努力预兆并催生了近代世界的智慧:避免对绝对价值做出评判,转而采取务实的态度接受多元世界,寻求通过多样性和克制渐渐生成秩序。(避免绝对;务实;接受多元世界)

 

当年世界秩序的概念只适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家已知的地理范围。世界其他地区的世界秩序概念也是一样,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技术不鼓励甚至不允许一个单一的全球性体系的运作。由于缺少可以不断保持互动的手段,又没有一个可以衡量不同地区实力大小的框架,每一个地区都把自己的秩序视为独一无二,把其他地区视作“未开化之地”,这些地区的治理方式与自己的既有体系毫无相似之处,与既有体系的构想毫不相干,只是对既有体系的一种威胁。每一种秩序都把自己界定为合法组织人类社会的标准模式,好像自己在治理眼皮底下的领土时,就是在号令天下。

 

早在罗马帝国一统欧洲时期,中国已存在这一体系。它不是建立在各国主权平等基础之上,而是基于自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根据这一观念,不存在欧洲意义上的主权,因为皇帝统御“天下”。皇帝位居一个独一无二的、全天下的政治和文化等级制度之巅。这一等级制度从位于世界中心的中国首都向外辐射到人类居住的所有地方。根据其他地方的人对中国典籍和文化体制的熟悉程度(这一宇宙观一直延续到近代),分别把他们视为开化程度不同的蛮夷。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灿烂文化和繁荣经济令其他社会拜服,吸引它们前来与之建立关系。中国可以通过掌控与它们的关系号令世界,进而达到“天下大同”的目标。(文化等级;开化)

 

伊斯兰教的普世秩序观认为,它命中注定要在“征伐之地”——不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居住的所有地区——实现扩张,直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和谐体系。(征伐;统一和谐)

 

美国人的世界秩序观认为,一旦其他民族像美国人一样获得了自治权,和平与均势就会自然降临,昔日的宿敌也会捐弃前嫌。因此,外交政策的任务不是追求美国特有的利益,而是培育共同的原则。日后对于欧洲构建的秩序,美国将成为不可或缺的捍卫者。然而,虽然强大的美国支持这一秩序,却始终心情矛盾,因为美国人的愿景不是接受欧洲的均势体系,而是希望通过传播民主原则来实现和平。(共同原则;捍卫者)

 

随着欧洲国家扩张时把自己的国际秩序蓝图带到了世界各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个基于国家之上的国际秩序框架现在已延至全世界,涵盖了不同的文明和地区。虽然欧洲国家往往不对殖民地及其人民使用主权概念,但当殖民地人民开始争取独立时,却套用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在争取独立及此后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期间,民族独立、主权国家、国家利益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证明是对付殖民者的有力理论依据。

 

当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通行全球,被俗称为“国际社会”。它力图通过一整套国际法律和组织结构抑制世界的无序性。这套体系旨在促进自由贸易和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确立可以接受的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并在一旦爆发战争时对交战行为施加一定的限制。

 

任何一种世界秩序体系若要持久,必须被视为是正义的,不仅被各国领导人所接受,也被各国公民所接受。它必须反映两条真理:第一,没有自由的秩序即使靠一时的鼓噪得以维持,最终也会制造出反对自己的力量;第二,没有一个维持和平的秩序框架,就不会有自由,即使有也难以长久。秩序和自由有时被说成是人类体验的两个极端。

 

 

第一章 欧洲:多元化的国际秩序

 

欧洲秩序的独特性

大多数文明的历史都是一部帝国兴衰史。秩序是通过对国内的统治建立的,而不是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均势建立的。中央政府统一时,秩序就稳定;统治者软弱无力时,秩序就不稳。在帝国体系中,战争通常表现为帝国边陲燃起烽火或是爆发内战。帝国权力所及之处,也是和平所及之处。

 

罗马帝国的统治结束后,欧洲秩序的最大特征就是多元化。一个模糊的欧洲概念逐渐浮现。它既指一个地理区域,又是基督教或宫廷社会的体现,或是一个教育水准高、步入近代社会的共同体的启蒙中心。虽然欧洲作为一个单一的文明不难理解,它却从未有过单一的统治者或一成不变的共同认同感。

 

异彩纷呈、相互角逐的王朝和民族没有被看成是需要消除的一种“混乱”,而被理想化的欧洲政治家有意无意地视为一种趋向均势的内在机制。在这一机制下,每个民族的利益、完整性和自主权均得以保全。

 

三十年战争:合法性的含义是什么?

黎塞留的国际秩序观一反从前,提出国家是一个具有自身存在价值的抽象的永恒实体。国家的需求不是由统治者的个性、家族利益或追求向全世界传播宗教的目标决定的,而是由基于具体原则的国家利益决定的,即日后所谓的“国家理由”。

 

黎塞留把中欧的分裂看作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法国面临的根本威胁是战略性的威胁,而不是形而上学或宗教意义上的威胁。一个统一的中欧会控制欧洲大陆的其余地区,因此阻止中欧走向统一符合法国的国家利益。“倘若新教徒一方被彻底打垮,奥地利王室的剑锋就会直指法国。”通过支持中欧一批小国削弱奥地利,法国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黎塞留的构想历经剧烈动荡的岁月而得以延续。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期内,从1624年黎塞留飞黄腾达开始,到1871年俾斯麦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为止,保持中欧(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部)处于分裂状态始终是法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因为只要这一理念构成欧洲秩序的核心,法国即可称雄欧洲大陆。当这一理念不再支撑欧洲秩序时,法国的统治地位也随之坍塌。

 

从黎塞留的一生中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成功的外交政策有一项内容不可或缺:一个基于通盘分析的长期战略观。第二,政治家需要认真分析暧昧不清而且往往相互抵触的纷杂外力,把它们引向服务于一定目标的一致方向,并通过这一过程形成长期战略观。政治家必须了解这一战略的走势及其原因。第三,一位政治家必须尽最大之可能弥合本国社会的现实与所追求目标之间的差距。循规蹈矩会导致僵滞,因此需要敢作敢为。(通盘分析的长期战略观,了解其走势及原因;将纷杂外力引向目标;弥合现实与目标之间的差距)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国家,而不是帝国、王朝或宗教信仰,被确认为欧洲秩序的奠基石。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的概念,肯定了各签署国不受外来干涉选择本国制度和宗教信仰的权利。同时一些新条款确保了宗教少数派可以平安地信仰自己的宗教,不用担心被强迫皈依其他宗教。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没有建立任何具体的联盟或是某种永久性的欧洲政治架构。随着天主教不再是唯一合法的教会,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权力的逐渐削弱,重建欧洲秩序的概念变成了寻求均势。顾名思义,均势意味着意识形态上的中立和不断针对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运行

霍布斯阐述的这一社会契约只适用于一国境内,因为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家的主权把秩序强加在各国之上。

 

必须把事实上的均势和作为一个体系的均势区分开来。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后,均势开始体现为一种体系。换言之,实现这种均势已被公认为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之一。一旦均势被破坏,就会出现一个维护均势的联盟。

 

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后,欧洲大陆上实际上存在着两大均势:一个是维护大局稳定的总体均势,英国是这一均势的捍卫者;另一个是主要由法国操纵的中欧地区均势,旨在防止统一的德国崛起为欧洲的头号强国。200多年来,这两大均势防止了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血腥厮杀一幕的重演,虽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但缩小了战争的负面影响,因为战争的目标不再是征服,而是实现均势。

均势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某一大国的实力强大到足以称霸的水平;二是从前的二流国家想跻身列强行列,从而导致其他大国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直到达成新的平衡或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18世纪经受了这两方面的考验,一次是挫败了法国路易十四称霸的企图,另一次是在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坚持要求平等待遇的情况下对这一体系做了调整。

 

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

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例,它宣告了一种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大相径庭的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法国大革命不再区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重新燃起了“三十年战争”的激情——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用一场大革命运动取代了17世纪时的宗教诉求。法国大革命显示,各国内部的变革对国际均势撼动之大超过了外部入侵。20世纪的一系列大动荡充分揭示了这一教训,其中很多动荡明显汲取了法国大革命首创的一些理念。

 

对革命者而言,人类社会的秩序既没有体现中世纪上帝的安排,也未能反映出18世纪庞大王朝之间的利益交错。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和20世纪他们的极权运动后继人一样,认为历史进程就是不折不扣的民意的表达,而民意顾名思义不会接受任何内在的或宪政的束缚。只有民众自己才有权诠释民意。因此,民众表达的民意,与英国当时盛行的多数人统治概念或美国的成文宪法中所含的权力制衡思想截然不同。法国的革命者把国家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国家不是指每个个体的人,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是需要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的一国全体国民——然后把自己指定为国民的代言人,甚至是国民的化身。(抽象的国家导致统一的思想与行动;以代言人代表国民)

 

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教父卢梭在一系列著述里阐述了他认为是普遍真理的思想。人们因拜服卢梭渊博的知识和魅力,没有认清其思想的深义。卢梭一步步引导读者对人类社会做了“理性的”剖析,把现存体制的一切——财产、宗教、社会等级、政府权力、公民社会——斥责为幻象和欺骗。它们将被社会秩序中的一个新“政权”所取代。广大民众必须对这个新政权俯首帖耳,这种顺从连昔日行使神授权力的君主也难以想象——只有俄国的沙皇例外。而俄国的情况是,贵戚以外的沙皇臣民以及居住在乌拉尔山以东边陲的各族裔都是农奴。以上理论预示着现代极权政权的出现。在极权政权下,民意会认可那些通过事先策划的民众示威公布的决定。

 

法国大革命所依据的论点与1000年前的伊斯兰教和20世纪的共产主义学说相似:信仰不同宗教或秉持不同政治信念的国家不可能长期共处,因此需要借助一切现有手段和一切社会力量,把国际事务变成一场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较量。法国大革命因而再次混淆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以及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的界限。昔日威斯特伐利亚解决方案曾把这两层关系区分开来,从而限制了欧洲战事的规模和烈度。(混淆合法性与权力的界限和战争规模与烈度的关系)

 

 

第二章 欧洲均势体系及其终结

 

俄罗斯之谜

几百年来,俄国的政策遵循着自己的特殊节奏,在一个涵盖了各种气候和文明的大陆板块上不断扩张,只有当需要调整国内体制以适应其庞大的新疆土时,扩张才会暂时中断,之后又如同漫上海滩的潮水一般卷土重来。

 

根据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概念,欧洲的政治家认为,安全意味着均势和对权力运用的限制。而俄国的历史经验是,限制权力的结果是灾难。根据这种观点,俄国由于未能完全控制自己周边地区而遭到蒙古人的入侵,坠入噩梦般的“动荡时期”。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把国际秩序看作一个复杂的平衡机制。在俄国人眼里,国际秩序是不同意志之间持续不断的较量,每一个阶段俄国都要倾其物质资源扩充领土。

 

如同中国的皇帝,沙皇是一位拥有神秘权力的至高无上的君主,统御广袤的疆土。但沙皇与中国的皇帝有一个重要区别。中国人认为,中国皇帝统治子民靠的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稳。俄国人则认为,沙皇维系其统治靠的是一种能力,一种以不容他人挑战自己权威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让所有旁观者深深感受到俄国这个国家无比强大的能力。中国的皇帝被视为优越的中华文明的象征,吸引他国人民“向化”。沙皇则被看作俄国抵御环伺之敌的象征。中国的皇帝因其圣明仁厚受到称赞。(意志、能力;抵御环伺之敌)

 

内涵不断扩充的“俄罗斯之魂”(日后俄罗斯一些思想家的提法)这一说法包含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终有一天,俄国人多年忍受的艰辛和折磨会结出硕果;它走过的历程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它的成就会受到颂扬;西方对它的态度会从轻蔑改为敬畏;俄国将把东方的权力和辽阔的疆土与西方的礼仪和正宗宗教的道义力量结合在一起;莫斯科,是继承了灭亡的拜占庭帝国衣钵的“第三罗马(帝国)”,沙皇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继嗣,是确立基督教根本信条的教会及教会会议组织者的传人”,在沙皇的统治下,莫斯科将为开启一个普世正义和博爱的新时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忍受的艰辛和折磨,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使命感,代表着普世正义和博爱)

 

沙皇把自己视为实现上帝意志的工具。1814年他抵达维也纳时,已经有了建立新世界秩序的蓝图。他的构想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拿破仑的蓝图还要激进,他要建立一个由各国君主组成的“神圣同盟”。各国君主把本国利益升华为对和平与正义的共同追求,发誓为了博爱的基督教义放弃均势。(上帝意志;建立新世界秩序;激进;神圣同盟;对和平与正义的共同追求)

 

维也纳会议

三套机制构成了维也纳体系的支柱:“四国同盟”剿灭任何对领土秩序提出挑战的国家;“神圣同盟”防范对一国国内体制的威胁;“大国一致”机制定期召开同盟国政府首脑参加的外交会议,制定共同目标,对付新出现的危机。

 

一种国际秩序的生命力体现在它在合法性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平衡,以及分别给予两者的重视程度。

 

国际秩序的前提

受拿破仑征服战争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混杂相处的不同民族开始把自己的统治者看作“异族”。德国哲学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成为这一趋势的倡导者。他提出,有自己的语言、祖国和民族文化的一国人民具有原始天赋,因此有权享有自治。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

理论的基础是事实。拿破仑的革命大军改变了人们脑海里的欧洲版图。西方现在不再是18世纪时由不同王朝和高雅的上流阶层构成的平行世界,而是一个由不同统一体构成的立体——彼此不完全隔绝但又情况各异的国家。

 

维也纳解决方案进一步强化了普鲁士原有的坚实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给它带来了地缘政治机会。历史上日耳曼人首次把实现自己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从维斯杜拉河一直延伸到莱茵河的普鲁士身上。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合法性和权力

由于德国对凡尔赛体系没有道义上的义务,又没有一个防止它提出挑战的明确均势,凡尔赛和会建立的秩序等于鼓励德国改变现状。

 

列强试图把各自的厌战情绪转化为一种新型的和平国际秩序,为此提出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国际裁军方案,但如何执行这一方案,则留给了日后的谈判。国际联盟和一系列仲裁条约是为了用法律机制取代大国角逐来解决争端。虽然几乎所有国家都参加了这些新机制,而且一切破坏和平的行为均被明文禁止,但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确保这些规定得到强制执行。心怀怨恨或图谋扩张的大国,如德国、日本帝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很快发现违反国联成员国规定或干脆退出国联不会产生任何严重后果。结果,便形成了两个既重叠又自相矛盾的战后秩序:一个是以西方国家交往方式为代表的遵守规则和国际法的世界,另一个是为摆脱约束从这一体系退出的大国专为自己划出的可以肆意妄为的空间。两种秩序又被笼罩在游走于两者之间伺机取利的苏联的巨大阴影之中,有可能被苏联的革命世界秩序概念所吞没。(国联获得了部分合法性但缺乏强制力)

 

战后的欧洲秩序

西欧借助道义力量走上了一条缔造秩序的新路。这要归功于三位伟人的努力:德国的阿登纳、法国的舒曼和意大利的加斯佩里。

 

三人最重要的信念是:若要解救本国人民,避免欧洲悲剧的重演,就必须消除欧洲历史上的分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欧洲秩序。

 

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反映了有史以来基本上相互独立的两种均势:一种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核均势,另一种是北约内部的均势。

 

欧洲国家各自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主要目的不是追求多多益善的效果,而是为了在联盟的决策中拥有发言权。

 

苏联的解体改变了外交的重心。一旦来自欧洲内部的巨大军事威胁不复存在,欧洲秩序的地缘政治特征随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胜利的狂喜之下,传统的均势问题被当作“老式外交”丢到了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理想的传播。有人公开声称,北约应该更关心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不是安全问题。北约一直扩至俄罗斯边界——甚至也许包括俄罗斯边界——现在被当作一个严肃的可能性提了出来。建议把军事联盟扩展到距离莫斯科仅几百英里、历史上始终存在争议的领土,主要不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被视为“锁定”民主成果的合理方式。(同样混淆了合法性与权力的界限)

 

苏联的实力衰落后,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多极,欧洲致力于界定欧洲国家认同感的内涵。

 

欧洲的未来

在某种意义上,新架构意味着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摈弃。然而,欧盟也可被视为欧洲回归威斯特伐利亚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

 

只不过这一次欧盟代表了一种地区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成为全球新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一个新单元。

 

这一结果融合了国家和区域的行为方式,然而迄今为止仍未能充分享受任何一种方式的好处。欧盟削弱了其成员国的主权和传统的政府职能。

 

另一方面,欧洲的政治仍然主要以国家为主。在很多国家,抵制欧盟的政策已经成为国内的头号问题。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混合体,它在宪法意义上介于国家和邦联之间,通过部长级会议和一个共同的官僚机构运作,更像神圣罗马帝国,而不是19世纪的欧洲。

 

欧盟试图通过寻找指导性的原则和目标解决内部的种种矛盾。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欧盟一方面寻求货币统一,另一方面又任由各国自理本国财政,同时还有一个与民主制不符的官僚机构。在外交政策上,欧盟拥护普世理想,然而缺乏推行这些理想的手段。它的超国家特征与成员国对本国的忠诚互相冲突。欧盟既是一个统一体,内部又有东西欧之别和南北欧之分,对挑战国家统一的自治运动(加泰罗尼亚、苏格兰)持理解宽容的态度。欧洲的“社会模式”既依赖市场机制,又对它感到不适。欧盟的政策将宽以待人的包容精神神圣化,几乎到了不愿坚持独特的西方价值观的地步,而其成员国在政治上的做法却反映了对非欧洲移民流入的恐惧。(欧盟的合法性来源还仅仅停留在建立联盟消除分裂与战争的程度上,因此现今的欧盟内部难免不出现意识形态矛盾)

 

结果,出现了一个考验欧盟自身在公众眼里所具有的合法性的周期。欧洲国家放弃了很大一部分曾被视为本国主权的权力。由于欧洲各国领导人执政还是在野依然取决于本国的民主进程,他们往往倾向于奉行利己的政策,结果引发了欧洲不同地区之间的争端,通常围绕着经济问题。尤其在出现危机时。

 

从长远观点看,一个与之相反的问题也许更具有根本意义:鉴于历史,为了实现有意义的统一,欧洲必须保留多大的差异?

 

大西洋两岸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仅靠发挥自己熟悉的作用,大西洋共同体是无法跟上时代步伐的。很多情况下,大西洋联盟的欧洲成员在共同决定全球战略问题时,常常认为自己的政策就是扮演中立的规则监管者或援助的分配者。然而,当这一模式遭到拒绝或运作中出现偏差时,他们往往手足无措。新一代人的经历不同于冷战时期要面对苏联的挑战,他们需要赋予常常被引用的“大西洋伙伴关系”更具体的含义。

欧洲的政治如何演变,归根结底要由欧洲人自己决定。然而这事关欧洲的大西洋伙伴的重大利益。一个新欧洲会积极参与新国际秩序的建立,还是会因内部问题缠身而自我消耗?当代地缘政治和战略现实排除了传统欧洲大国奉行纯均势战略的可能性。由泛欧精英掌管的一个新生的“规则加准则”组织,同样难以胜任推行全球战略的重任,除非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地缘政治的现实。

 

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美国完全应该加强欧盟,防止它一步步滑入地缘政治真空。美国若在政治、经济和防御上与欧洲分家,就地缘意义而言,就会成为欧亚大陆对岸的一个岛国。欧洲自己可能也会成为亚洲和中东势力范围的附庸。

 

不到一个世纪前,欧洲几乎垄断了全球秩序的制定。如今,它却有可能置身于当代探索世界秩序的努力之外,把自身的建设当作地缘政治的终极目标。在很多人眼里,这一结果代表了几代人的梦想——一个祥和统一、摈弃列强争夺的大陆。问题是,虽然欧洲倡导的软实力方法常常激动人心,世界上却没有几个地区愿意坚定不移地只奉行这一风格的政策,从而有可能导致不平衡。(只强调合法性而缺少权力的联盟)

 

而任何一个不参与塑造世界秩序的地区,都有可能被形成的世界秩序吞没。

 

 

第三章 伊斯兰主义和中东:世界乱局

 

中东地区不断有人呼吁,要为了一个普世愿景推翻区域和世界秩序。世界对此已习以为常。带有预言性的绝对观点层出不穷,始终是这一地区的特征。中东一方面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梦想中,另一方面又无力就国家秩序或国际合法性的共同原则达成共识。

 

在当今时代,中东似乎注定要重温昔日的所有经历——帝国、“圣战”、外国统治、互相厮杀的教派战争——方能最终选定(如果能做到的话)一个国际秩序概念。在此之前,中东仍会在加入或对抗国际社会之间挣扎摇摆。

 

伊斯兰世界秩序

被伊斯兰教征服的地区或受伊斯兰教控制并进贡的非穆斯林居住地区,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即“伊斯兰之家”,意为“和平之地”,由哈里发统治。哈里发按照正统继位程序继承先知行使过的世俗政治权力。“伊斯兰之家”以外的地区是“征伐之地”。伊斯兰教的使命是把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世界秩序,从而实现世界和平。(和平之地;征伐之地;哈里发统治)

 

奥斯曼帝国覆亡后,主要的伊斯兰大国分裂为两派。一派寻求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基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性的新国际秩序,既笃信自己的宗教信仰,又把宗教信仰与外交政策问题分开。另一派依据对传统的伊斯兰世界秩序概念的严格解释,认为自己正置身于一场继承世界权力的斗争之中。

 

“‘征伐之地’的居民被视为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因为他们不具备法律能力在平等和对等的基础上与伊斯兰教互动,原因是他们没有接受伊斯兰教的伦理和法律标准。”根据这一观点,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国内准则是神授的,而非伊斯兰政治实体是非法的,伊斯兰国家永远不可能把它们视作真正的平等对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取决于打造和扩大一个单一伊斯兰实体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争斗各方之间的均势。(行为体的合法性来自于信仰)

根据这种理想化的世界观,伊斯兰教治下的和平与正义只有一个扩展方向,而且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伊斯兰世界

在阿拉伯历史上,欧洲式的世俗国家的出现前所未有。阿拉伯人马上接受了主权和国家的概念,并将其为自己所用。阿拉伯富商和政治权贵开始遵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和全球经济体的规则。他们要求自己国家的人民有权作为平等成员参与这一体系和经济体。他们争取的目标是现有的政治单元,甚至刚建立不久的政治单元,享有真正的独立,而不是推翻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世俗化的潮流日益强劲,但最终未能像欧洲那样产生一个多元化的秩序。

这时出现了两种互相对立的趋势。“泛阿拉伯主义者”接受一个基于国家的体系的基本概念,但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单一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坚持把共同的宗教作为实现现代阿拉伯认同的最佳途径。伊斯兰教主义者——人们对“穆斯林兄弟会”一词如今已耳熟能详——往往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伊斯兰主义是加入战后时代的一种方式,而无须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既可以实现现代化,又无须西方化。

 

这些专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殖民主义,实现了独立,而且能够游走于冷战的两大权力中心之间。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缓慢,经济成果的分配又太悬殊,无法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石油几乎成了国家收入的唯一来源,加之不利于创新和多样化的经济文化,以上状况雪上加霜。尤其是冷战的猝然结束削弱了这些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它们没有学会如何在没有外敌或国际危机的情况下调动本国人民的积极性,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再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越来越认为国家有义务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极端团体信誓旦旦地要用一个基于宗教的中东秩序取代现存的中东体系。他们的体系反映了对待世界秩序的两种不同的普适性的做法。一种是逊尼派做法,以1928年成立且在这一地区枝繁叶茂的穆斯林兄弟会、2007年在加沙地带上台执政的哈马斯极端主义运动和基地全球恐怖组织为代表。另一种是什叶派做法,以霍梅尼的革命和由此派生出的黎巴嫩“国中之国”真主党为代表。

 

伊斯兰主义:革命潮流——两种哲学诠释

纯之又纯的伊斯兰主义认为,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出发点,因为国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国家在演变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宗教实体的过程中,充其量也许可以获得某种临时性的地位。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能成为一个指导方针,因为对国家的忠诚偏离了真正的信仰,而且“圣战者”有义务改造“征伐之地”——不信伊斯兰教的人居住的世界。圣洁,而不是稳定,才是这一世界秩序观的指导方针。

 

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的剧变

始于2010年下半年的“阿拉伯之春”在短暂的时间内曾给人带来希望,让人以为新的一波改革将把这一地区相互争夺的专制政权和“圣战”势力扫入历史角落。西方政治领导人和媒体兴高采烈地欢迎突尼斯和埃及局势的剧烈动荡,把这视为一场由青年人主导的促进自由民主原则的地区革命。美国正式表示支持示威者提出的种种要求,认为它们反映了对“自由”、“自由公平选举”、“代表人民的政府”和“真正民主”的不可剥夺的诉求,绝不应坐观其败。

 

西方不少人认为,埃及的解放广场起义验证了一个观点,即早就应该推动取代专制体制的新体制了。但问题其实在于,美国很难找到可以用来建立多元化体制的因素和支持多元机制的领导人。

 

人道主义外交政策不同于传统外交政策,它批评国家利益观或均势概念缺乏道义内涵。它通过改变侵犯普世的正义原则的状况,而不是消除某种战略威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外交政策风格的价值观和目标,反映了美国传统至关重要的一面。然而,若把它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概念加以实施,又会让自己陷于两难处境:美国是否认为,凡是针对任何不民主政府的任何一次群众起义,包括针对此前认为对维持国际体系十分重要的政府的起义,美国都有义务支持?每一次示威游行是否都必然具有民主性质?是不是一旦沙特阿拉伯国内发生公众示威后,它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对“阿拉伯之春”做出的主要贡献就是谴责、反对或参与推翻它认为专制的政府,包括此前视为重要盟友的埃及政府。然而,在沙特阿拉伯等与美国有着传统友谊的一些国家政府看来,美国传递的信息首先不是推行自由改革的好处,而是自己的政府有可能被美国抛弃。

 

 

第四章 美国与伊朗:秩序的不同理念

 

伊朗的治国传统

伊朗与大多数中东国家不同,它有着古老而辉煌的历史,对自己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历史一直引以为傲。

 

波斯帝国与古中国一样,代表着一种形式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文化和政治上的成就及心理上的自信与传统的军事征服同样重要。

 

霍梅尼革命

霍梅尼治下的伊朗树立起来的理念。根据这种理念,国家不是合法的自立实体,而是更广泛的宗教斗争中恰好可供使用的武器。

 

中东以及广大世界上所有的现行政治机构都是“不合法的”,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真主的律法之上”。现代国际关系所依靠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不能成立,因为“国家间的关系应以宗教信仰为基础”,不应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原则之上。

霍梅尼认为——他的意见与库特布一致——从意识形态扩张的角度来领会《古兰经》可以去除这些亵渎真主意志的制度,创立真正合法的世界秩序。第一步是要推翻伊斯兰世界的所有政府,代之以“一个伊斯兰政府”。

 

伊朗的神权政治因此脚踏两个世界秩序,一方面利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保护,另一方面却多次宣称不相信这个体系,绝不受它的约束,总有一天要取消它。

这种双重性深深植根于伊朗的治国理念中。它自称为“伊斯兰共和国”,暗示它的权威超越了领土的界限。居于伊朗权力结构最高点的阿亚图拉(先是霍梅尼,然后是他的继任者阿里·哈梅内伊)不仅是伊朗的政治领袖,而且被视为全球性的权威,是“伊斯兰革命的最高领袖”和“伊斯兰乌玛及被压迫人民的领袖”。

 

在反西方大业中,伊朗代表着占穆斯林少数的什叶派。伊朗认为,如果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超越教义上的分歧,就有可能成就大业。为此目的,伊朗宪法把团结所有穆斯林定为国家的一项责任。

 

核不扩散与伊朗

伊朗和美国未来的关系至少在短期内取决于一个看起来属于技术性军事问题的解决。就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可能正在打破该地区的军事均衡和心理均衡。起因是伊朗在与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P5+1)进行谈判的同时,正迅速朝着成为核武器国家迈进。这个问题虽然表面上涉及的是科技能力,但核心是国际秩序问题。它关系到国际社会是否有能力力克伊朗种种老练而巧妙的抵制行为,坚持自己的要求,关系到全球不扩散制度中的漏洞,也关系到在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发生核军备竞赛的可能性。

 

随着核武器传到越来越多人的手中,核的威慑力就变得越来越小,想依靠核威慑来保护国家利益的策略也越来越不可靠。在一个核武器广泛扩散的世界中,谁在威慑谁,考虑的是哪些因素,这些问题越来越难以确定。

 

事实表明,伊朗的核能力在稳步增长。与此同时,西方的立场却在逐渐软化。伊朗对联合国的决议置之不理,径自建造铀浓缩离心机。西方则提出了一连串日益宽松的建议:最初坚决要求伊朗永久停止铀浓缩(2004年);继而允许伊朗继续生产一定的低浓缩铀(LEU),即浓度低于20%的铀(2005年);之后又建议伊朗把大部分低浓缩铀运到国外,由法国和俄罗斯加工成为铀浓度为20%的燃料棒(2009年);最后是提议允许伊朗保留一定数量它自己生产的20%浓缩铀,足以维持一个用于研究目的的反应堆,同时暂停它在福尔多的核设施中生产浓缩铀的离心机(2013年)。福尔多曾经是秘密设施,西方发现后曾要求将其完全关闭。现在西方的提议是暂停该设施的活动,并做出保障安排,使它难以重新启动。当2006年为了协调国际社会的立场组成P5+1的时候,谈判人员坚持要求伊朗在开始谈判之前先停止燃料循环活动。2009年,这个条件被放弃。看到西方的这种表现,伊朗自然会得寸进尺。世界大国急切地希望找到伊朗核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每一次伊朗都表现出对提出的解决方案缺乏兴趣,并要求大国做出新的让步。

 

双方谈判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世界秩序的不同看法。伊朗谈判者表示,他们将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下去,即使伊朗的核设施可能会遭到袭击也在所不惜。西方谈判者则坚信,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的后果远远大于伊朗核能力增加可能带来的风险(他们还不断重申这一信念,以强调他们致力于和平外交)。专业人员也在一旁不断敲边鼓来强化谈判者这种信念,说每一个僵局都需要用新的提议来打破,于是西方的谈判者就充当了提出新提议的角色。对西方来说,问题的核心是能否找到外交的解决办法,或是否有必要采取军事措施。在伊朗,核问题却被视为围绕着地区秩序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斗争的一个方面。这场斗争遍及众多的领域和国土,斗争的方法有军事和准军事行动、外交、正式谈判、宣传、政治颠覆——从战争到和平,无所不包——经常变换交叉使用,彼此呼应加强。有鉴于此,在努力寻求达成协议时,需要警惕伊朗政府至少会试探这样的策略:把紧张局势缓和到足以解除制裁的程度,但同时继续保留相当规模的核基础设施和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以便晚些时候继续推行它的武器计划。

 

历史之于民族犹如性格之于个人。从伊朗引以为傲而博大精深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个民族对国际秩序的三种不同态度。一是霍梅尼革命之前的国家政策:严守本国边界,尊重他国主权,愿意结盟——实质上就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之下追求国家利益。二是帝国的传统,把伊朗视为文明世界的中心,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努力消灭周边国家的自主权。三是前文介绍的打“圣战”的伊朗。(民族国家;帝国;宗教)

 

 

第五章 亚洲的多样性

 

亚洲与欧洲:均势的不同观念

即使在最野蛮的掠夺期间,奉行扩张主义的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还是提出了愿景,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殖民地人民也将共享一个共同的全球体系的成果。当西方最后摒弃了肮脏罪恶的蓄奴制后,它做了一件任何其他有蓄奴惯例的文明都从未做过的事:发动了一场全球性废奴运动,因为它信奉共同的人性和个人应有的尊严。英国痛改前非,与从事贩奴的卑鄙可耻的过去一刀两断,率先推行尊重人的尊严的新行为规范,在大英帝国全境废除了奴隶制,并在公海上拦截贩奴的船只。盛气凌人的行为、强大的技术能力、理想主义的人道理念和离经叛道的思想激荡,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成为塑造近代世界的一股力量。

 

以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为前提、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似乎成为亚洲的主流。

 

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秩序准则如今在亚洲推行得最为得力,远强于欧洲,中东更是无法与亚洲相比。后来西方许多人质疑其中一些原则过分强调国家利益或对人权保护不够。在亚洲,许多国家不久前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获得了主权。它们把主权视为绝对的概念。国家政策的目标不能像欧洲或美国的流行观念认为的那样超越国家利益,而是要全力以赴、坚定不移地追求国家利益。每个政府都把外界对其国内行为的批评斥为殖民主义心态的表现。(反殖民统治历史;主权与国家利益至上)

 

亚洲历史上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是等级尊卑,不是主权平等。国力体现在统治者的至尊地位和奉他为最高权威的权力结构,而不是地图上具体国界的划分。帝国推行贸易和政令,要求较小的政体依附于它的羽翼之下。身处两个或两个以上帝国势力交叉地的民族经常以附属于不止一个帝国为手段来保持独立(直至今日,有些地方的人们仍然记得并沿用这个办法)。

亚洲历史上的外交体系,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印度模式,都把君王视为神意的代表,或至少是一种家长式的权威。地位低的国家理应向高一级的国家纳贡。理论上这清楚地显示了地区的力量对比,所建立的附属关系也严格明确。但实际上实施这些原则的手法创意百出、复杂多变。

 

日本

它的民族和语言高度单一,它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日本人是神的后裔,结果日本人自觉与众不同的意识变为了近乎宗教般的狂热,而这种意识也使日本能够非常灵活地调整政策以适应它认定的国家战略需要。(民族高度单一;意识形态中的宗教成分;灵活、独特的外交政策)

 

在此过程中,它自始至终坚信它的民族使命绝不会因采纳其他社会的技术和制度而淡化,而只会因对外部世界的成功适应而得到加强。

几个世纪以来,处于中华世界边缘的日本吸纳了中华宗教和文化的大量内容。但日本与中华文化圈中的大多数社会不同,它把借来的东西变为了自己的,且从未因师从中国而认为对中国有称臣的义务。日本这种顽固的态度有时使中国的朝廷为之愕然。(包容地对待外来技术与制度)

 

日本一直不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进贡制度中正式明确自己的地位。它游走于中国等级分明的世界秩序的边缘,偶尔坚持自己与中国平起平坐,有时甚至表示自己比中国更优越。

 

日本孤悬海外,因而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加国际事务。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处身于亚洲事务的外围,在历次内战中发展起自己的一套军事惯例,并且自主酌情决定是否允许外国贸易和文化进入日本。(由地理因素决定的独特性)

 

明治天皇在他登基的加冕礼上宣读了由贵族签字的誓词,承诺要推行全面改革,包括鼓励社会各阶层踊跃参加。誓词宣布在各府各藩成立议事大会,保证遵守合法程序,并承诺实现民众的愿望。它依靠的是国民的同心同德,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主要力量,可能也是它最突出的特征:

  1. 此誓,广增国富,制定宪法。
  2.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3. 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4. 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5. 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6.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日本作为近代第一个非西方的强国“成功了”,那些此前建立并影响了国际秩序的列强在军事上、经济上和外交上都接受日本为与它们平起平坐的一员。但这里有一点重要的分别:在日本一方,与西方列强结盟不是因为日本与它们有着共同的战略目标,而是为了把它的欧洲盟国赶出亚洲。

 

它喊出“亚洲新秩序”的口号,后来又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企图建立自己的反威斯特伐利亚的势力范围,设想建立“一个由日本人领导、没有西方国家的亚洲国家集团”。它按等级排座次,“以使所有国家都在世界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在这个新秩序中,其他亚洲国家的主权都归到日本某种形式的监护之下。(反威斯特伐利亚势力范围;亚洲国家集团;等级;展现出日本独立性与等级制的价值观,与战后亚洲国家普遍秉持的国家主权价值观矛盾)

 

为重整国家,战后日本的领导人(几乎都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从过政)把日本投降描述为对美国优先重视的问题的适应。的确,日本凭借美国占领者的权威,比仅靠一己之力更快更好地实现了现代化。它宣布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宣布坚持宪政民主的原则,并作为美国的盟友再次加入到国际体系中,尽管这次比较低调,重点显然是经济复苏,而非参与大战略的实施。近70年来,日本这个新导向构成了亚洲稳定和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基石。(放弃战争;宪政民主;与美国结盟;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新导向成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基石)

 

日本战后的姿态经常被描述为一种新的和平主义,而实情却复杂得多。首先它反映出日本对美国统治地位的默认,以及对战略形势和日本生存及长期成功的必要条件的审慎评估。作为战败的必然结果,日本的战后统治阶级接受了由美国占领当局起草的严禁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宪法。他们坚称完全支持宪法的自由民主方向,还宣布支持西方国家信奉的民主和国际社会的原则。

与此同时,日本领导人把日本独特的“非军事”地位变为实现国家长期战略目标的手段。他们把战后秩序中和平主义的内容,从禁止军事行动转变为集中全力执行国家战略的其他关键内容,包括重振经济。他们请求美国继续在日本大量驻军,通过签署共同安全条约来保障自己的国防安全,借此来威慑潜在的敌国(包括在太平洋扩张势力的苏联)不要把日本当作其战略行动的目标。日本在冷战期间建立了日美关系的框架后,即着手通过发展日本独立的军事能力来加强国力。

日本战后发展的第一阶段使日本的战略导向摆脱了冷战的竞争,把重点集中于大力促进经济发展上。日本在法律上加入了发达国家的民主阵营,但它以国家的和平主义导向和世界大同的理想为由,置身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外。这一巧妙的战略使日本经济在战后时期得以全面增长,只有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景象可与这一时期媲美。(日本战后姿态:承认美国的统治地位;将国防安全置于美国保护之下,着重发展经济;置身冷战意识形态斗争之外)

 

面对力量均势的重大变化,日本政府必然会重新调整对外政策。安倍晋三首相恢复了强有力的国家领导,加强了日本政府根据评估分析采取实际行动的能力。2013年12月,日本政府发表的一份白皮书得出的结论说,“随着日本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日本必须根据国际合作原则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出努力”,包括加强对威胁进行“威慑”、必要时予以“击败”的能力。纵观亚洲不断变化的形势,日本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希望拥有自己的军队,并推行积极结盟政策。对亚洲地区秩序来说,重要的是“正常”该如何定义。(安倍加强政府,寻求军事独立与积极外交)

 

在寻找自己的新角色时,日本将再次仔细、冷静、不动声色地评估各国物质和心理力量的对比,充分考虑中国的崛起和朝鲜半岛事态的发展,以及这一切对日本安全的影响。它将审视与美国盟国关系的得失,以及这一同盟关系为推动双方广泛的共同利益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也将考虑美国从三场军事冲突中抽身退步的事实。日本的分析将着眼于三个选项:继续依赖与美国的盟国关系,适应中国的崛起,采取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三个选项中日本最终会选哪一个,抑或会把三者相结合,取决于日本对全球力量均势的估计,而不是美国向它做出的形式上的保证,也取决于日本对事态发展的基本趋势的看法。如果日本看到它所在的地区或全世界正在出现新的力量布局,它就会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判断,而非传统的同盟关系,设法加强自己的安全。因此,日本政府如何抉择要看它认为美国的亚洲政策可信度有多高,以及它对总体力量平衡的评估。其中关键的因素不仅是日本的分析,还有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走向。(日本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关注:东亚权力均衡;美日同盟关系;美国外交政策)

 

印度

印度的国家特征与其说由它的政治边界划定,不如说体现在一系列共有的文化传统之中。(在思考印度这个国家时,不应忽视它的文化范围)

 

对于外来侵略者,它并不企图使他们皈依印度的宗教,接受印度的文化,而是泰然自若地接受他们。印度对外国人带来的成就和五花八门的理念照单全收,从不表现出对于任何一方特别的尊崇。入侵者尽可为自己建造雄伟的纪念碑,似乎是在遭遇了当地人的冷遇后要极力向自己证明自己的伟大。但印度民众的核心文化对外国影响怡然自若,水火不侵。印度文化奠基的几个宗教的教义基础,不是对先知所预言的救世主降临的憧憬,而是对人生脆弱无常的领悟。它们提供的不是个人的救赎,而是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安然。(怡然自若)

 

《政事论》论述的是务实的治国之道,不是哲理性的思辨。对考底利耶来说,实力是最主要的现实。实力包括多个方面,其中的多个因素各自独立。在某个具体的形势中,所有因素都有意义,都要纳入考虑,并可以用来为统治者的战略目标服务。明智的国王要把地理、财政、军事、外交、情报、法律、农业、文化传统、士气和公共舆论、流言和传说,以及人的恶习和弱点这一切整合起来,以加强并扩张他的王国,就像现代的乐队指挥指导乐队中的各种乐器合奏一支曲子。《政事论》是马基雅维利和克劳塞维茨理论的融合。

 

每一次欧洲和美洲发生战事,在印度的英国人都会和对手的殖民地及其盟友发生冲突,每次得胜,都把对手在印度的资产收归己有。随着英国在印度的资产(严格来说那些资产不属于英国,而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增加,它认为自己面临着一系列威胁,有北边虎视眈眈的俄国,有一时好勇斗狠一时又四分五裂的缅甸,还有野心勃勃、日益自行其是的莫卧儿统治者。这些在英国人眼中都构成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的理由。

最终,英国开始设想建立一个印度实体,而这就需要确保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在内的整个次大陆的安全。尽管这片土地上不存在(而只是假设有)印度这个国家,但这里被当作国家来治理,还确定并赋予了它类似印度国家利益的特征。根据这一政策,印度的安全倚仗有英国在印度洋的海军霸主地位,有远至新加坡和亚丁的友好的或至少不具威胁性的政权,还有开伯尔山口的非敌对政权以及喜马拉雅山脉。在北方,英国派遣间谍、探险者和有小股英国军队支持的当地人,通过他们神出鬼没的突袭阻挡住了沙皇俄国的前进。此一行动被称为喜马拉雅地缘战略的“大博弈”。英国还把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向北推到了西藏——这个问题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再次出现。印度独立后,在外交政策的关键内容方面吸收了这些政策的精髓,即打造以印度为主干的南亚地区秩序,并反对任何国家企图在与印度毗邻的土地上集结足以构成威胁的力量,无论这样的国家国内政治结构如何。(印度国家意识和安全观的渊源)

 

印度建国初期的领导人和美国国父一样,把国家利益与道德正确性等同起来。但印度领导人在是否要把国内制度向外传播的问题上遵守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原则、对在国际上促进民主和人权不感兴趣。

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说,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础将是印度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单纯的国际友好或培养扶植和印度一致的国家制度。(强调国家利益;没有向外传播意识形态的使命感)

 

尼赫鲁和后来的历届总理,包括他的女儿、出类拔萃的英迪拉·甘地,都把他们的外交政策提到显示印度卓越的道德权威的高度,以此来加强印度作为全球均势中一个角色的地位。印度把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说成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开明事业——近两个世纪前美国也是这样说的。

 

不结盟的内容与均势体系中“平衡者”的政策有所不同。印度不会像平衡者那样向弱的一方倾斜,它并不想操纵国际体系。印度最看重的是不正式加入哪个阵营,它对自己政策成功的衡量标准,是不被拉入与它国家利益无关的冲突。(中立性)

 

印度的立场是,任何强迫它遵守某一个冷战阵营规则的企图一旦得逞,都会剥夺它的行动自由,也就会使它丧失讨价还价的能力。短期的道义中立是实现长期道义影响力的手段。

 

印度在寻求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地位时,所遵循的国际秩序概念与现有的全球和地区级的秩序概念相一致。这一概念的内容是正统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与历史上欧洲关于均势的分析相契合。尼赫鲁把印度的理念定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的名字虽然来自印度的哲学概念“Pancha Shila”(共处的五项原则),但它们其实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基础上为主权国家的多极秩序提出的更高尚的原则:

  1.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2. 互不侵犯
  3. 互不干涉内政
  4. 平等互利
  5. 和平共处

 

印度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受到某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与它建国有关,其中最复杂的是印度与其近邻,尤其是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和中国的关系。(地缘政治结构制约印度)

 

印度是更大的伊斯兰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处理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将会是一个尤其难以驾驭的问题。印度经常被定义为南亚国家,但是,它和中东的历史渊源更深,它的穆斯林人口比巴基斯坦还多。事实上,除了印度尼西亚,印度的穆斯林人口比任何伊斯兰国家都多。迄今为止,印度避免了政治动乱和教派间暴力的剧烈冲击,部分原因是它对少数民族采取了温和开明的政策,并培育了超越族群间分歧的印度人民共同的原则,包括民主和民族主义。然而,这个成果并非不可逆转,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努力才能维持。如果阿拉伯世界进一步极端化,或巴基斯坦的国内冲突加剧,印度的国内压力就有可能剧增。(印度的少数民族政策:温和开明;培育超越族群的意识形态)

 

今天,印度奉行的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与先前英国统治期间相差无几。它的目标是在从中东到新加坡,再往北到阿富汗这片几乎横跨半个世界的地区建立起以均势为基础的地区秩序。

 

什么是亚洲的地区秩序?

历史上欧洲的秩序自成一体。直到20世纪初,英国一直凭借其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和海上的绝对军事优势维持着平衡。欧洲国家偶尔会借外部国家之力来暂时加强自己的地位,比如,法国在16世纪争取奥斯曼帝国的支持,或英国在20世纪初与日本结盟。但除了偶尔自中东或北非而来的入侵之外,非西方国家在欧洲鲜有利益牵绊,欧洲国家之间发生冲突也很少请求外方干预。

相比之下,当今亚洲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外部国家。

 

亚洲国家建立了各种多边集团和双边机制,其花样繁多令人目眩。这些机构与欧盟、北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不同。它们把具体的安全和经济问题作为单独的个案处理,并不制定一套地区秩序的正式规则。有些重要的集团包括美国,也有些组织(包括经济组织)只有亚洲成员。其中最具规模、最重要的是东盟,全称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这类组织的核心原则是欢迎与所涉及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国家参加。

 

各国关于它们走过的历程有何意义,对21世纪世界秩序能提供什么借鉴,仍然意见不一。在这种情况下,实质上出现了两个均势,一个在南亚,一个在东亚。二者都不具备欧洲均势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平衡者——即只要转而支持弱的一方就能实现平衡的国家。(亚洲秩序的特点:外部国家的参与;各种议事日程相互独立;缺乏地区平衡者的均势)

 

 

第六章 通往亚洲秩序之路:对抗还是伙伴关系?

 

亚洲国家最广泛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认为自己是“新兴的”或“后殖民时代的”国家,都努力通过突出自己的国家特点来克服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后果。这些国家都坚信,历经几个世纪西方超乎常规的异军突起,现在世界秩序正再次趋向平衡。但它们从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大不相同。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在确定本国核心利益的时候,借鉴的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向往的是不同的黄金时代。(新兴;后殖民时代)

 

在欧洲18世纪和19世纪的制度中,维护均势——也就是现状——为人所称善。而在亚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内在发展动力。亚洲坚信自己正在“崛起”,认为世界尚未完全给予它应有的重视。尽管没有国家挑战别国的主权和尊严,各国均宣布致力于“非零和”的外交,但许多国家同时追求树立国威,这本身就给地区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动荡性。(新兴的内涵)

 

亚洲的构成天生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挑战。它现有的秩序机制取决于大国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和追求,而不是力量均势体系。这些大国面临的考验是能否建立起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为众多既定利益的互动提供和平框架。(缺乏力量平衡的追求,追求自身的利益,激进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亚洲的国际秩序与中国

自从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为单一的政治实体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居于世界秩序中心的理念对于精英思想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这一理念被认为理所当然、不言自明。

 

按照这一观点,世界秩序反映的是全球的等级制,而不是互相竞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平衡。每一个社会都和中国有某种附属的关系,至于这种关系紧密到何种程度,部分地要看它和中华文化有多近似。没有一个社会能和中国平起平坐。别国的国王不是和中国皇帝一样的君主,而是向中国皇帝认真学习治国方略、倾心向化的小学生。外交不是多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而是一系列精心安排的仪式,使中土以外的社会有机会宣示自己在全球等级制中恰当的一席之地。从这个角度出发,在古中国,今天所谓的“外交政策”属于负责决定属国关系等级的礼部和负责管理与游牧部落关系的理藩院的职权范围。(等级制的秩序观;强调外交的仪式性)

 

中国并不刻意输出它的政治制度,而是愿者上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扩张不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潜移默化。(不刻意传播自身意识形态,而是靠其他国家主动学习)

 

21世纪中国的“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既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作为依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行事的现代大国。它既保持了君临“天下”的传统理念,也通过技术治国追求现代化,并在20世纪为寻求两者的融合经历了剧烈动荡。

 

中国和世界秩序

毛奉行“继续革命”的理论,带领中国不断自我净化,加强力量,并着手推翻关于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原有观念。所有类型的制度,无论是西方民主,还是苏联对共产党世界的领导,还是中国历史的遗产,都成了他的矛头所向。

 

毛的秩序概念反映了中国的古老思想,他称其为“天下大同”。按照这一概念,强调和谐的传统儒家文化必须摧毁,在这个废墟上将出现一个全新的中国。他宣称,每一波革命的努力都预示了下一波的到来。毛认为,革命的进程必须加速,以防革命者骄傲懈怠。“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不断革命论)

 

这种动荡的目的最终是要取得一种传统中国式的结果,一种中国特有的共产主义形式,有其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其傲人的成就服人。中国将凭借其特有的又是革命的道德权威再次君临“天下”。

毛在国际事务中同样注重中国的特殊性。虽然按照客观实力来说,中国尚属弱国,但毛坚持认为,中国因其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强大,理应在世界上发挥中心作用。而中国发挥作用的表现就是对注重实力优势的世界凛然不惧,而不是和解合作。

 

一旦革命者的成就被认为事属必然,为实现这样的成就而付出的代价就被看作不可避免,革命者的地位就得到了稳固。

 

中国尽管加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它的心态非常复杂。这要归因于它是怎样被推入国家间体系的。中国没有忘记,当初它被迫与现存的国际秩序接触时,所受到的待遇与它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天差地别,事实上也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矢言遵守的原则南辕北辙。听到外国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制度的“游戏规则”和“责任”的时候,许多中国人,包括高级领导人,会本能地想到中国并未参与制定这个制度的规则。对于要中国遵守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的要求,中国人经过斟酌后同意了。但是,他们期望国际秩序有所发展,使中国得以作为中心角色来参与将来国际规则的制定,甚至修改现有的一些普遍规则。他们早晚会采取行动实现这一期望。(改造与接受现存秩序的矛盾心理并存)

 

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历史上都对它们现在成为中流砥柱的国际体系既支持又抗拒,一方面宣布遵守这一体系,另一方面却又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

 

中国人的思维部分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但越来越趋向于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美国人对两者都缺乏直观的和深入的理解。

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历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参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自认为与众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国也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也就是说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都认为自己是例外)

 

以习为核心的中国领导层努力将这些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其程度可与邓的改革相媲美。他想要建设的制度虽然不是完全的西方式民主,但将更加透明、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个人和家庭的关系网。许多既定的机构和做法,从国有企业到地方官员称霸一方,再到贪腐蔓延,都是改革的对象。这体现了这一届领导班子的远见和勇气,但也一定会造成一段时期的波动和不确定。

 

放远眼光

中国拒绝承认自由民主的传播会有助于国际秩序,不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传播民主,特别是采取国际行动实现人权。美国也许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重点来调整它关于人权观点的实施。但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它绝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原则。(否认国际秩序中意识形态的单一性)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认识到,他们不可能预料中国人民对他们确定的宏图伟业如何反应,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的领导人不希望对外冒险,但正是因为他们感到只能通过强调国家利益来解释改革必然带来的调整,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加坚定地抵抗他们眼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

 

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本书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说明,如果均势中参与方很少,那么任何一方改换门庭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均势总是岌岌可危的。东亚的均势若是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由此产生的联盟可能会比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联盟更加僵化。

 

自从门户开放政策和西奥多·罗斯福充当日俄战争的调解人之后,防止亚洲出现霸权是美国的一贯政策。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必然会把潜在的敌手尽量远拒于国门之外。中美两国就是在这个空间内活动。两国能否维持和平,要看双方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能否保持克制,能否确保彼此之间的竞争只停留在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上。

 

今天,不应主要靠军事部署来确定界线。军事力量不应被视为力量平衡的唯一决定因素,甚至不应算作首要的决定因素。

 

 

第七章代表全人类行事:美国及其秩序观

 

美国外交政策表明,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深信自身价值观的合法性和普适性,积极向外传播)

 

他(托克维尔)写道,清教徒主义“不只是一种宗教学说,它在许多方面还体现了最为纯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他总结道,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的产物,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们互相冲突,“而在美国,它们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我指的就是‘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清教徒主义;宗教精神;自由精神)

 

美国拥有开放文化和民主原则,千百万人将它奉为楷模,希望能够栖身于此。与此同时,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

 

尽管美国宏图远大,因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反而觉得外交政策可有可无。美国依托两个大洋而安全无忧,它完全可以把外交政策视为一系列间歇性的挑战,而不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按照这种观念,外交努力和使用武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动阶段,各自遵循自己的规则。(地理因素决定了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包括美国地位的独立与外交相对于武力的独立)

 

世界舞台上的美国

在1787年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门见山,称这个新共和国“在许多方面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帝国”,其成败将验证世界任何一地自我治理的可行性。

 

亚当斯认为,因为美国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自由”,所以它应该避免卷入欧洲的所有争斗。美国应当维持其独特的理性和公正立场,通过远远地表示道义同情来支持追求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努力。他声称美国的原则具有普世性,但又拒绝在西半球(即美洲)之外捍卫这些原则:

(美国)不会走出国门去寻找可以摧毁的怪兽。它企盼所有人自由和独立。它只是要维护自己,捍卫自己。

 

西奥多·罗斯福:美国成为世界大国

罗斯福认为美国有幸继承了丰厚的政治、地理和文化财富,势必承担至关重要的世界角色,因此将成为最伟大的国家。他主要以地缘政治为基础考虑问题,追求一种对美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外交政策理念。这种理念认为,伴随20世纪的脚步,美国将承担一种全球角色,类似19世纪英国在欧洲的角色:守候在欧亚大陆的近海,防范任何国家主宰这一战略地区,通过确保均势来维护和平。(在独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追求例外与卫道的价值观)

 

对罗斯福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或不愿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它就别指望他国尊重自己的利益。

 

罗斯福认为,外交政策是一门艺术:要灵活调整美国的政策,谨慎果断地平衡全球势力,使事态朝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他认为美国地位独特(经济上充满活力,是唯一没有地区竞争者的国家,既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国家),“可以利用地位优势掌握发言权,决定东西两侧大洋的命运”。美国可以保护西半球不受外来大国的侵扰,也可以插手干预其他战略地区,保持力量平衡,因而将崛起成为全球平衡乃至国际和平的坚定卫士。

 

在美洲,他比反对外部干预的“门罗主义”走得更远。他承诺,美国不仅要抵制外国对西半球的殖民图谋(他本人威胁说,为了阻止德国对委内瑞拉的觊觎不惜一战),也可以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因此,他在“门罗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罗斯福推论”,大意是美国有权先行干预其他西半球国家的内部事务,以纠正不能容忍的“恶行或无能”。

 

1905年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是罗斯福均势外交的典型体现。该条约抑制了日本的扩张,防止了沙俄的崩溃,达成了一种结局。用他的话说,俄国“将可以抗衡日本,双方可以相互牵制”。

 

伍德罗·威尔逊:代表世界良心的美国

国际联盟将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即对军事侵略一概反对,不管其根源、目标或宣称的合理性为何。它针对的不是具体问题,而是对准则的违反。但准则的定义取决于不同的解读,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集体安全的运作是不可预测的。

 

联盟是就某个具体事实或期望所达成的协议。在规定的紧急情况下,相关方有以确定方式采取行动的正式义务。这是一种按照约定方式可以实现的战略义务。联盟产生于共同利益,这些利益越相近,联盟的凝聚力就越强。与之相反,集体安全是一种不针对具体情况的法律概念。当国际秩序的和平规则被违反时,除了采取某种共同行动,它没有确定其他具体的义务。在实践中,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世界新秩序

即便备受战争蹂躏,苏联还是对建立战后国际秩序造成了两个障碍。它的国土面积及其占领的范围破坏了欧洲的均势。它的意识形态挑战着西方制度架构的合法性。

 

在斯大林的世界观中,决策取决于客观因素,而非个人关系。因此,战时同盟之间的友好是“主观性的”,会被胜利带来的新情况取代。苏联的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全,为不可避免的摊牌做好准备。这意味着把苏联的安全边界尽量向西推进,并通过各国共产党和特工行动削弱安全边界之外的国家。

 

在战争期间,西方领导人不愿承认这样的评判:丘吉尔是因为需要与美国保持同步;罗斯福是因为正在倡导维护公正持久和平的“全面规划”,实际上是要推翻昔日的欧洲国际秩序。罗斯福既不支持势力均衡,也不赞成帝国复辟。他的公开计划号召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则,并要求主要大国(即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等“四大警察”)共同努力。在遏止破坏和平的行为方面,美国和苏联尤其要起带头作用。(大国协调)

 

 

第八章 美国:心情矛盾的超级大国

 

“二战”结束以来,为了实现世界秩序愿景,美国打了五场战争。开战时的宏大目标几乎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但之后公众转而反对这些目标,公众的反对还经常滑向暴力的边缘。在其中三次战争中,当权者的共识突然变成了支持无条件单边撤出。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或因准备不充分或因考虑不周,三次中途放弃战争:越南战争是由于国会的决定,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是出于总统的选择。

冷战胜利后,固有的矛盾随即浮现。美国一直追问自己所付出的努力的道德价值何在,它反躬自省,苦苦纠结,历史上几乎无先例,要么是美国的目标本来就不可能实现,要么是美国没有采取恰当的战略。批评家把这些挫折归咎于领导人的道德和智力缺陷。历史学家也许得出结论,认为这源于整个美国社会在武力与外交、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权力与合法性的问题上态度暧昧,踌躇不决。

 

冷战的开启

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共同的世界秩序观,联合国才能实现它其既定的宗旨。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这个世界组织缓和不了它们之间的分歧,反而可能将分歧永远确定下来。(大国协调的弊端)

 

冷战秩序的战略

这份“长电报”的精髓是,美国有关苏联意图的整个辩论需要调整。苏联领导人认为,东西方关系是两种对立的世界秩序观之间的竞争。他们表现出“俄国人传统和天生的不安全感”,并植入了一种放眼全球的革命学说。克里姆林宫依据苏维埃学说解释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认为国际事务就是斯大林所谓的“两个世界级中心”之间争夺优势的斗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球竞争不可避免,而且最后只有一个赢家。他们认为斗争不可避免,于是便让斗争成为现实。

 

第二年,凯南开始主掌国务院政策计划司。他在《外交》杂志上以X为名发表了一篇文章。从表面上看,这篇文章的论点与“长电报”相同:苏联对西方的压力是真实的、内生的,但“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地理和政治节点上,通过熟练而警惕地进行反制,(这些威胁)是可以遏制的”。

 

在陈述这场冲突如何收场时,凯南再次使用了威尔逊式的表述。他预言,在莫斯科与外部世界徒劳对抗中的某一时点,一些苏联领导人将会觉得有必要走出党政机关,接触广大民众,以获得更大支持。但苏联民众从未拥有独立的政治意识,极不成熟,缺乏经验。“作为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力量”一旦这样瓦解,“苏联可能一夜之间从最强大的民族社会之一变成最虚弱、最可怜的民族社会之一”。这个预测基本正确,但它的看法是威尔逊式的,认为最终民主原则会占据上风,合法性会战胜权力。

 

朝鲜战争

1950年4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请求斯大林同意他统一朝鲜半岛,得到了斯大林的鼓励。斯大林从两年前铁托背叛一事领悟到,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尤其难以融入苏联卫星国体系,而这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来说至关重要。自从1949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不到三个月)毛访问莫斯科起,斯大林就对毛这一强人领导下的中国的潜力感到不安。朝鲜战争也许能把中国拖入一场边境危机,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到亚洲,并且无论如何,都可以消耗美国的资源。如果朝鲜在苏联支持下获得成功,朝鲜半岛的统一会让苏联在朝鲜半岛占据支配地位,再加上这几个国家历史上相互猜疑,就会在亚洲对中国形成一定牵制。出于相反的理由,毛答应听从苏联的指示(金日成向毛泽东传达苏联的指示时肯定极尽渲染之能事),他担心被苏联包围。俄国对朝鲜半岛的凯觎之心几个世纪来早就显露无遗。

 

谈判中两种不同的战略手法也发生了碰撞。杜鲁门政府表达了美方对权力与合法性关系的看法:战争与和平是两个不同的政策阶段;谈判开始后,不再使用武力,外交取而代之。每个阶段都有适用的规则。有时需要使用武力促成谈判,但之后武力必须退居次席。谈判结果取决于友好氛围,军事压力会破坏气氛。

 

中国的观点正好相反。战争与和平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谈判是战争的延伸。根据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所说,“攻心为上”,要打乱对手的盘算,削弱对手的信心;“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对手减弱攻势是内心虚弱的信号,可乘机扩大己方军事优势。共产党方面利用这一僵局,让谈判议而不决,加大了美国民众的不安。

 

最终,双方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美国维持了遏制学说,捍卫了盟国的领土完整,并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亚洲的一个重要国家。中国证明了捍卫边境安全的决心,表达了对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的蔑视。最后的结果是一场平局。但它揭示了美国能力的潜在弱点,即无法很好地将战略与外交、权力与合法性相结合,确定自己的首要目标。

 

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者学到了经验,即把美国拖入不确定的战争会削弱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

 

尼克松与国际秩序

尼克松在这段话中宣布放弃挑动均势中的一方斗另一方,这展示了他的策略技巧。警告潜在对手的微妙方式就是,公开声明放弃对方已知的我方能力,而这种能力实际上不受声明的影响。

 

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的历史或阿富汗任何一地都无法为这项基础广泛的工作提供先例。传统上,阿富汗还算不上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国家,只是一个从未被单一政权连续施政的地理符号。在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中,阿富汗各部落和教派不断交战,只是偶尔团结起来抵抗外来侵略,或者联手对邻国发动劫掠。喀布尔的精英或许会不定期地开展议会制实验,但在首都之外,古老的部落准则大行其道。

 

在这种情况下,打造所谓的联合政府,以及联合国试图建立透明、民主、在安全环境中运转的阿富汗中央政府,无异于彻底改写阿富汗的历史。这实际上是抬高一个宗族(哈米德·卡尔扎伊的普什图波帕尔扎伊部落)压低其他宗族,并要求它通过武力(自己的军队或国际联合部队),或者通过分发外国援助的物资,或两种手段并用,来号令全国。强制推行这些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剥夺历史形成的特权,重组千变万化的部落联盟。任何外来力量都很难理解和掌控这种局面。

 

该地区的前景依然充满挑战。美国撤出(本书写作之时已经日益临近)以后,阿富汗政府的政令可能只会在喀布尔及其郊区执行,在其他地区得不到统一实施。在外部国家争相施加影响的情况下,阿富汗可能会以民族画线,组成一个半自治的封建地区同盟。如果这样,独立的阿富汗与地区政治秩序能否相容,将依然不得而知。

 

美国回应日益增长的极端伊斯兰普世主义浪潮的方法是,重申美国自身价值观和世界秩序观的普世性。

 

像马歇尔计划等经济援助计划一样,通过树立榜样和民间援助传播这些价值,是美国传统中光荣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是事实证明,在这些价值观没有历史根基的地方,试图通过军事干预来传播它们,指望在一段政治上极其重要的时期内实现根本性改变,这是伊拉克事业的许多支持者和批评者设定的标准。美国公众无法支持,伊拉克社会也无法适应。

 

目标与可能

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经一针见血地阐述了美国的矛盾心态:

美国人是讲道义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反映举国拥护的价值观;但是美国人也是务实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收到成效。

美国的国内辩论经常被描述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对美国和世界来说,两者之争的结果也许是:如果美国不能二者兼顾,二者都会落空。

 

 

第九章 技术、均衡与人的意识

 

每个时代都有其主旋律。它是一套解读世界的信念,通过解释周围发生的各种事件,激励或安慰个人。在中世纪时期,主旋律是宗教;在启蒙时期,是理性;在19~20世纪,是民族主义和历史观。科学和技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观念,它们推动了人类福祉史无前例的进步。科技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文化限制,但也催生了足以毁灭人类的武器。技术带来的通信方式使全球各地的个人或机构能够即时联络,一触按钮便可储存和提取海量信息。可是,技术应该用于什么目的呢?如果技术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自成一体,会对国际秩序产生什么影响?面对破坏性如此巨大的现代武器技术,共同恐惧能促使人类团结起来消除战争灾难吗?还是拥有这些武器会让人永不安宁?通信的方便快捷和无处不及能够突破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壁垒吗?在透明的世界里,能让古老的人类共同体梦想变成现实吗?还是正好相反,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网络透明度、缺乏隐私,人类被迫进入一个没有任何界限或秩序的世界,在无法理解的危机之中挣扎?(科学和技术,或者说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和威胁)

 

核时代的国际秩序

不管国家之间的均势是正式原则,还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具体做法,某种形式的均衡都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关注外围的均势,欧洲则把均势作为核心运行原则。

 

人的因素

在互联网时代,世界秩序经常等同于如下假设:如果人们能够自由获取和交流信息,人对自由的天然冲动会生根发芽,自由将会自动实现,历史将会自动前行。可是哲学家和诗人长期以来一直把思想分成三个部分:信息、知识和智慧。互联网聚焦于信息领域,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传播。越发复杂的功能被设计出来,尤其是能够对一些事实问题(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做出回应。搜索引擎能够越来越快地处理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可是,过度抓取信息可能反而抑制了知识的获取,让智慧更加遥不可及。(互联网的悖论)

 

在很大程度上,计算机解决了信息的获取、保存和提取问题。数据可以不限量地以可处理的形式有效储存。计算机提供了一些书籍时代无法获取的数据。它被高效包装,文风不再必要,记忆也无用武之地。当脱离环境处理一个决定时,计算机可以提供10年前无法想象的工具,但它也限制了视角。因为信息唾手可得,通信瞬间完成,所以对“意义”的关注度下降,甚至对“意义”也失去了清晰定义。这可能鼓励决策者不用未雨绸缪而是坐等问题出现,把决策当成一系列的独立事件,而不是历史连续体的一部分。如果这样,操控信息将取代思考成为主要政策工具。

 

西方历史和心理学迄今依然认为,真相与观察者的性格和经历无关。可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改变真相本质的概念。几乎每个网站都包含某种定制功能,根据互联网追踪记录,确定用户的背景和偏好。这些方法意在鼓励客户“消费更多内容”,并在此过程中接触更多广告,最终推动互联网经济。这些微妙的导引与传统上人类做选择的更大趋势是一致的。商品被分门别类,那些“你喜欢的”东西被优先展示,在线新闻被称为“最适合你的新闻”。两个人使用同一搜索引擎查询同一问题,不一定得到同样的答案。真相的概念被相对化、个人化,失去了普遍性。

 

总统竞选几乎变成了互联网运营大师之间的媒体竞争。候选人以前谈论治国理政的实质问题,现在则沦为营销发言人,其营销方法的侵入性在一代人之前还属罕见。候选人的主要作用变成了筹集资金,而不是阐述议题。营销活动是为了传达候选人的理念,还是候选人表达的理念只是“大数据”研究的结果,意在迎合选民的偏好和偏见?能否避免只照顾大众情绪,而将建国先驱们设想的理性过程抛诸脑后,使民主演变成蛊惑人心的结局?如果选举所要求的素质与执政所必需的素质差距太大,外交政策中所需的理念把握和历史感就会丧失。培养这些素质可能耗费总统第一任期太多时间,不利于美国发挥领导作用。

 

数字时代的外交政策

迎合数字化大众要求的冲动,可能会破坏所需的判断力,导致无法制定符合长期目标的复杂路线图。信息、知识和智慧之间的区别消失了。

新外交认为,如果足够多的人聚集起来,公开呼吁政府下台,并用数字手段传播他们的诉求,那么这就是一种民主的表现,西方应当给予道义甚至物质支持。这种做法要求西方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通过同样的社交网络立即明确表达认可。西方国家放弃该国执政当局的消息会再次通过互联网传播,获得进一步的宣传和肯定。

如果说旧外交有时无法向值得给予道义支持的政治力量提供帮助,新外交则有与战略脱钩、不分青红皂白进行干预的风险。新外交还未能评估主要参与方的长期意图、成功前景及执行长期政策的能力,就要向全球受众宣称绝对的道义。一时的情绪压倒一切,而主流人群的动机、协同领导能力、该国的基本战略和政治因素以及与其他战略重点的关系反而退居次席。

秩序不应高于自由,但是对自由的肯定不应仅仅是一种情感诉求,更应上升为一种战略。为了追求人类价值,表达崇高的原则是第一步,之后在处理人类事务内在的模糊和矛盾时必须贯彻这些原则,这正是政策的职责所在。在这个过程中,分享信息和公众对自由制度的支持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崭新方面。但仅凭这些,而不关注根本战略和政治因素,诺言将难以实现。

 

只有非常强大的个性才能抵挡住网上大量夸张的负面判断。共识的达成,越来越不是靠思想的交流,而是靠情绪的分享。在一个貌似志同道合者组成的群体中,其成员无法逃避狂热情绪的影响。

 

 

结论 当今时代能建立世界秩序吗?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普遍意义源自它的程序性特征,即在价值观上是中立的。它的规则适用于任何国家: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享有主权,鼓励遵守国际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弱点是其长处的反面。尽管这个体系由饱经战乱的国家设计,但它并没有提供一种方向感。它给出了分配和维持权力的方法,但没有解答如何产生合法性。

 

在建立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必然涉及该世界秩序普遍原则的实质。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对待秩序的方式截然不同。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一直坚信:对观察者来说,现实世界是外部因素;知识包括记录和区分数据(越准确越好);外交政策的成功取决于准确评估现实和各种趋势。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和平反映了对现实(尤其是权力和领土的现状)的判断,代表了一种世俗的秩序概念,而不是宗教诉求。

在当代其他伟大文明中,现实情况是观察者内在认识的反映,是由心理、哲学或宗教信念界定的。儒家思想按照接近中华文化的程度把世界划分成不同层次的进贡国。伊斯兰教把世界秩序划分成伊斯兰教的和平世界和异教徒所在的征伐世界。

因此,中国认为没有必要走出国门去发现世界,认为通过在内部弘扬道德,已经在世界上建立了秩序,而且是最合理的秩序。而伊斯兰教则只能通过征服或全球传教从理论上建立世界秩序,因为现在不存在征服或全球传教的客观条件。印度教相信历史轮回,认为超自然现实高于现世体验,把自己的信仰世界当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不会通过征服或劝说去争取新的皈依者。

 

国际秩序的演变

每一种国际秩序迟早都要面对挑战其凝聚力的两种倾向的影响: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势发生重大变化。当支撑各种国际安排的价值观被根本改变时(或是被负责维护这些价值观的国家遗弃,或是被推翻,代之以全新的合法性概念),就会出现第一种倾向。

 

这些剧变的实质是,虽然它们通常以武力为基础,但究其根本还是在心理上造成的冲击。那些遭到冲击的国家不仅要保卫疆土,还要捍卫它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以及生存和行为的道德权利。这种行为方式在受到挑战前,一直被认为不容置疑。特别是多元社会的领导人,自然倾向于与革命代表协商谈判,期望后者所要的只是在现有秩序前提下进行谈判,达成一个理性的解决方案。秩序之所以沦陷,并非主要因为军事上的失败或资源的不平衡(虽然经常是这种情况),而是因为未能看清它所面临的挑战的性质和范围。

 

导致国际秩序危机的第二个原因是,事实证明它不能适应权力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有时候秩序之所以崩溃,是因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停止发挥作用或不再存在。

 

抑或崛起国家不愿扮演它未参与设计的体系分配给它的角色,而现存大国也许无力对这一体系的平衡做出调整,以包容它的崛起。

 

求得秩序两方面(权力和合法性)的平衡是政治韬略之本。不考虑道德因素的权力算计会将每一次分歧变成实力的较量,各方野心将永远得不到抑制。面对不断变化的权力组合,各国将不得不计算得失,却得不出任何结果。这种做法实难持久。另外,不考虑均衡的道德惩戒也容易导致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或推出容易受到挑战的虚弱政策。以上两种极端倾向,哪一种都容易危及国际秩序本身的凝聚力。

 

21世纪的世界秩序结构显然在几个重要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

首先,国家作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正式单元,它本身的性质面临重重压力,遭到蓄意攻击和拆解,在有些地区因忽视而受到侵蚀,常被应接不暇的事件淹没。(国家角色的合法性遭到侵蚀)

 

其次,这个世界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同步。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全球经济动力旨在消除不利于货物和资本流动的障碍,而国际政治体系依然主要基于各种迥异的世界秩序观,旨在调和不同的国家利益观。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不顾及国家边界,国际政策努力调和各国相互冲突的目标,但依然强调边界的重要性。

在这些动力作用下,世界经济连续几十年持续增长,其间不时地被似乎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打断。

 

因此,国际秩序面临一个悖论:繁荣取决于全球化的成功,而这个过程经常产生不利于实现夙愿的政治反应。全球化的经济管理者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全球化的政治进程。而政治进程的管理者不愿意冒失去国内支持的风险对经济或金融问题未雨绸缪,因为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只有专家才懂。

在这种情况下,挑战变成了一个治理问题。各国政府面临让全球化进程向有利于本国利益或重商主义方向倾斜的压力。(经济全球化对限于本国边界之内的政府的治理构成挑战)

 

再次,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使大国能在重大问题上磋商,也许还能合作。由于今天的多边论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以上批评也许显得有点奇怪。

 

不过,这些会议的性质和频率不利于阐释长期战略。讨论日程安排和磋商正式议程占用了大部分准备时间。一些论坛实际上围绕着各国领导人的日程转,因为很难定期把各国首脑召集到一个地方开会。与会各国元首由于职务原因,必然更加关注他们在会议上采取的行动的公共影响,倾向于强调战术意义或公关效果。这个过程除了拿捏公开姿态之外别无他用,顶多是讨论一下迫在眉睫的战术问题,弄得不好就只是一场新形式的“社交媒体”活动。当代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架构如果还有用的话,不能只靠共同宣言来确认,必须培育出一种共同信念。(国际机制的落后)

 

我们走向何方?

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失败的后果不一定是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虽然在一些地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更有可能的是演变成与特定国内结构和治理形式相一致的种种势力范围(如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或极端伊斯兰版本)。在其边缘地带,各势力范围都可能对它认为不合法的秩序实体试探自己的力量。它们会连成网络,进行即时通信,不断地相互碰撞。这一过程造成的紧张状态最终会升级为谋取整个大洲乃至全球的地位和优势。地区之间的争斗有可能比以前国家之间的争斗更加惨烈。

 

外交政策所含的臆测性是指有必要根据判断调整行动,而判断做出之时又无法验证其正确与否。在大动荡时期,尤其如此。旧秩序陷于动荡之中,它会被什么样的秩序取代又是一个未知数。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对未来的评估。然而,各国内部结构不同,对现有趋势意义的评估也会不同,更重要的是,处理这些差异的标准也会相互冲突。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

 

在21世纪世界秩序的演变过程中,美国要发挥负责任的作用,就必须准备好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无论以何种方式,哪怕是独自行动,美国要努力防止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界定了社会生存下去的最低条件。

即使得不到任何多边支持,美国也要努力实现什么?这界定了美国国家战略的最低目标。

只有在联盟的支持下,美国才会实现什么,防止什么?这界定了美国作为全球体系一部分的国家战略追求目标的外沿。

即便一个多边集团或联盟敦促美国,美国也不应该参与什么?这界定了美国参与世界秩序的限制条件。

最重要的是,美国努力促进的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推行哪些价值观要部分地取决于具体情况?

以上问题原则上也适用于其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