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的国际社会来源

一、国家利益来源的建构主义视角

作为一名建构主义学者,玛莎•芬尼莫尔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强调的是社会共享的知识。在她看来,应该“通过考察国际结构来建立系统地认识国家利益和国家行为的方法。这种结构不是权力结构,而是意义和社会价值结构。”[1]因为“国家作为其中的一员被嵌在密布的国家间和国际社会关系网中,它们塑造了国家对世界的认知以及在世界中的地位。国家通过在国际社会中的社会化获得某些东西,国家及其民众生活在国际社会中。”[2]亦即对国家乃至国家利益的理解应该建立在对国际社会以及国家的社会化过程进行理解的基础上。

接着芬尼莫尔进一步说明了国际社会作为国家利益来源的重要性理由。首先是国家利益的多样化。“尽管国家要避免侵略、毁灭和经济崩溃,但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这些消极利益在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缩小可能的述求范围,仍有很多目标和价值需要国家在各种政策领域中维护。”[3]其次是国内政治的片面性。“国内政治和地方性因素不能解释很多业已阐明的利益和做出的政策选择。”[4]最后,历史上国家利益的定义随着国际规范的变化而变化。“国家利益总是根据国际上公认的规范和理解来定义,即什么是善的和合适的。…规范的语境也随时间变化,当国际上公认的规范和价值变化时,它们就相应地引起体系层面上的国家利益和行动的转变。…这些规范和价值组织了国际政治的生活并赋予其意义。”[5]

实际上建构主义者的研究对象与传统主义就有所不同,传统主义习惯于将利益看作是既定的前提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但“建构主义方法不是把角色和利益看成是既定的,而是将它们问题化,作为分析的对象。”[6]具体到对国家的理解,建构主义者认为“国家一直在不断演进。它们肩负新任务,并通过建立新的科层组织去完成任务。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因其所为而是为。这类国家功能在某个层次上的变化改变了国家本身的性质。”[7]同时“国际体系通过改变国家的行为偏好本身来改变国家行为,而不是约束已有既定行为偏好的国家的具体行动。”[8]区别于建构主义理论,“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方法都在分析偏好时考虑了一项或全部两项假定。第一,它们假定偏好(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即国家和其他行为体至其所需,且这些诉求对研究者来说不言自明。第二,这些理论直接或间接地把国家偏好的来源设定在国家内部。”[9]因此传统理论“以国家(或其他分析单元)内部的因果关系分析为基础得到的结论可能被国家间(或单元间)的沟通和扩散所扭曲。…各国向国际大环境学习,单单以国家内部的因果关系分析为基础而得到的结论是不可靠的。”[10]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规范是“行为体共同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11]也是国家利益来源的核心。在建构主义理论,“社会结构——行为和社会制度的规范——能给国家提供行动的方向和目标。它们代表的价值和它们规定的规则及角色引导着行为。行为体遵守这些制度与规范,部分是因为‘理性的’原因(例如,考虑到对抗体系的成本和通过遵守规则而利用的资源),同时也因为行为体本身逐渐社会化,去接受这些价值、规则和角色。”[12]其中“理性的原因”适用后果性逻辑,而“社会化过程”适用适当性逻辑。在国家利益的塑造过程中,同时包含有这两种逻辑。因适用的逻辑不同,所产生的规范其类型也不同。“适当性逻辑和后果性逻辑(效用最大化是其表现)在很多方面形成了鲜明对比,…适当性逻辑由社会结构驱动,社会结构的规范和规则控制要考虑和采取行动。它们也限定了责任和义务,因而也就决定了谁来仔细考虑和采取行动。后果性逻辑由行动者驱动。预先指定的行为体或行动者对手段——目的进行计算,设计出效用最大化的战略。规范、规则和惯例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但它们将服务于强势行为体的利益。如果强势行为体无法生存,规范、规则和惯例就不会长久。适当性逻辑是在不同的行为体间预测相似的行为,因为规则和规范可以对不同的行为体提出同样的行为要求。后果性逻辑是从不同的行为体中预测不同的行为,因为不同效用功能和能力的行为体的行为是不同的。”[13]

 

二、规范建立的三个实例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科学科层组织的创立

芬尼莫尔的研究聚焦于国家利益形成的适当性逻辑即社会化过程。在她看来,“国际社会语境通过协调和间接的方式塑造了变化的方向。”[14]“国家重组、转向和扩展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人)们对作为一个政治形式的‘国家’应该做什么有规范性共识。这样的理解有些仅关于本国,但很多是跨国性的,它们经常在国际组织的援助下发展和散布。”[15]作为一个国际平台,同时也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组织为很多国家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提供了论坛。这些论坛常常有明确的有关重新思考国家应该做什么的议程。就此而言,国际组织是国际社会的焦点。它们是很多国家的人们聚在一起重新思考政治共同体的定义和政治组织(通常是国家)恰当责任的场所。”[16]

国家对待科学的态度很好的反映这一过程。“起初国家对科学的资助被认为类似于国家对艺术的资助;艺术和科学的辉煌成就就是国家力量的反应,而不是它的手段。而且,这种资助对科学的引导和控制最少。…近代科学政策的概念在这两方面都有所不同。它把科学看成是国家力量的手段,因而试图把科学活动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这就常常需要创立新的国家机构,去明确承担这一任务。”[17]当把科学看成是国家力量的手段以后,国家的行为开始带有需求驱动的性质。“每个需求驱动理论都假定了物质条件,而物质条件反过来又强烈要求国家承担新的任务,并建立新的科层组织去执行这些任务。…需求驱动的解释可能适用于一些最早采用科学政策的国家。”[18]但是在最早采用科学政策的那些国家之后,其他国家建立科学科层组织的动机却不是出于国内需求的驱动。“人们认为这两种现象——几个最早建立科学科层组织的国家明显地是国内条件要求的结果,后来的模式则与国内条件无关——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得以调和:科学政策科层组织作为国际体系的新制度,出现在几个著名的发达国家,是对国内需求的明显反应;这一新制度后来被作为国际组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和推广。出于自身的考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新制度推广到尚不具备国内条件的其他国家。”[19]总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发明科学政策,恰恰相反,它吸取了这些强国(美英)的新思想并将其普及。”[20]因此在这个案例中,“采用新制度的驱动力是规范性的——国家之所以采用这些科层组织,是由于对必要的和恰当的国家行为的重新理解,而不是对功能需要。”[21]

2、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日内瓦公约》

“战争是一个高度规范化的社会制度,其规则随时间的变迁而变化。”[22]“正是社会价值赋予了战争的目的,确定了战争的意义,并值得为之战斗。社会规范也制约着国家和士兵战斗的方式。”[23]芬尼莫尔的第二个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普世性的规范是如何与原有的强调国家主权的规范进行调和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个人在其中可以起到的作用。

“从理论上来说,相比大多数的规范,人道主义规范对国际政治的主权与组织的核心观念提出了重要挑战。”[24]“在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坚持人道主义规范所面临的根本性困难是:人道主义价值的前提是世界视角,它很难与国家主权相关的原则和权利相调和。…他们(人道主义者)认为国家追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权利并非不受限制;相反,对个人利益的尊重必定会抑制这种追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人道主义的诉求获得了成功。它们约束了国家,限制了国家的主权及其对权力的任意使用。”[25]

促进和实现了这种调和的人是亨利·杜南特。为了实现目的,避免与国家主权的规范原则冲突,“亨利·杜南特的改革没有渗透到一个庞大的、业已存在的科层组织中,相反,推动改革的国际政治是非政府且为某一专门目标而设立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日内瓦公约》并不是由国家倡导的。…是个人而不是国家建立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反过来起草了《日内瓦公约》,并说服国家遵守公约。”[26]“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日内瓦公约》产生的真正根源是一些具有道德使命的个人发挥了作用,这些人没有官方职位和政治权力,但他们能够利用自身所处的精英网络建立国际组织。”[27]“委员会首先接触政府机构和实权人士,以确保他们支持建立国立的救济机构,一旦时机成熟,国立救济机构就承担起宣传的责任,发动更多的人去支持他们的项目。”[28]通过游说和宣传,国际社会上关于人道主义的共识开始建立,在此过程中无论亨利·杜南特还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和新社会结构的建构者。“国际社会被认为有‘义务’和‘责任’去预防这些灾难。但责任和义务是由对规范的理解和社会结构创造的;没有社会和共同体,它们就不存在。不理解创造这些责任和义务概念的社会结构,我们就不能理解国家行为。”[29]

3、世界银行与贫困

在第三个案例,芬尼莫尔介绍了国际社会关于贫困与发展的共识是如何演化的,以及世界银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芬尼莫尔指出,几十年以来“各国对发展的目的和手段的理解一直在不断变化。20世纪50至6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是发展的第一要务,现今的关注点则拓展到了收入分配、缓解贫困、环境保护、文化完整性和人权等问题。发展的战略关注点,即发展的手段,同样发生了变化,从关注资本积累、外汇、大工业项目比如大坝和电站的建设,向关注小农、再生资源和提供城市社会服务转变。…70年代之前,国际发展领域讨论贫困问题的范围局限于‘贫穷国家’;从70年代初起,贫穷被广泛地理解为人的贫穷。…以前,国家仅仅被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发展等同于工业化,所以国家应该‘发展成为’基础设施投资的资本积累者和计划者。现在,国家也应该是福利的保证人。”[30]作为国际社会中这一领域的权威行为体,“世界银行这一国际组织在制定和修改国际体系中的发展规范时,扮演了核心角色。”[31]而且“世界银行并不是第一个关注贫困问题的机构。在麦克纳马拉之前,世界各地就有很多人对全球贫困问题表达过关注。麦克纳马拉和世界银行只是使这种关注制度化,使之成为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2]

观念的变化首先出现在学术领域。“学术转型中,经济学家开始认为,缓解贫困应当成为20世纪60年代末发展的重点。”[33]而世界银行引领了这种共识的转变。具体而言,“麦克纳马拉着手在两个方面解决世界上的贫困问题。首先在世界银行贷款方面,贷款额要在其前五年的任期中翻一番。…除了增加援助额外,麦克纳马拉还想改变援助使用的方式。”[34]随着进一步的实践,“世界银行最终想到的政策是发展农村,帮助能够维持生计的小农。…这种措施在组织上的吸引力表现在很多方面:第一,世界银行由发放农业贷款方面的经验;第二,这些地区性项目能够吸引很多资金(继而满足贷款翻一倍的目标),并且能够直接拨到世界最贫穷者的手中;第三,农村地区发展项目在很多方面(如果不是所有方面的话),需要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运用专业技术解决,其技术含量显然高于人口项目;最后,这些项目对借款国的政府有吸引力。尽管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对世界银行的资金直接划到贫穷者手中没有特别的兴趣,但这些涉及多个部门的工程确实有利于为借款国政府各部委提供油水,如农业项目为农业部,道路项目为交通部,培训项目为教育部等带来好处。”[35]

总而言之,“世界银行的所作所为只是找到了发展的新途径,并对其加以推广。它使得缓解贫困政策制度化,从而成为国家和国际发展机构从事发展活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世界银行的能力来自于威望和权力的结合。世界银行职员的知识威望有助于使本国、世界上和学术界的发展专家相信,关注贫困的政策在方法上是可行的,在道德上是必要的。世界银行作为最大的多边发展机构一旦说服不了桀骜不驯的借款者,还能对其使用强制的手段。另外,世界银行作为一个多边实体,如果它和一个强国采取相同的行动,人们就不那么怀疑它的人道主义和道德动机了。”[36]

 

三、对建构主义的反思

在建构主义者的世界观中,“国家和其中的人通过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人进行社会互动来感知利益、理解合意的行为。国家在接受一定的偏好和预期时被国家和造就国家的人所处的国际社会社会化了。”[37]通过社会化过程,国家会接受一系列国际社会中含有的规范,并将其视为应该追求的目的。“国家批准这些规范,不是把它们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这些规范本身就是目的:它肯定世界人民的需要和合意的行为。”[38]但是在解释实现这一过程的动因的问题上,建构主义理论依然的是理性主义。换句话说,“建构主义本身只是断言社会事实影响了行为;但它没有对这些事实提出比理性选择理论对利益内容的诉求更为根本的诉求。”[39]建构主义理论需要找到社会结构层面上规范形成的内因。

 

四、构成国际社会规范的三个基本因素

存在于国际社会中的各种规范被作者归纳出包含三种基本的因素。“20世纪末的国际社会生活围绕三个基本的规范因素来组织:科层组织、市场和人的平等。…韦伯认为科层组织在当代生活中是行使和控制威权的适当方式。…赋予权威抽象且普遍化的规则是现代社会的显著标志;人们执行这些规则不是由于他们个人所拥有的品质,如血缘关系和个人魅力,而是因为他们符合规则规定的角色或位置。…市场被看作经济生活合法的、甚至作为必要部分的程度;这种程度如此之深,以致我们很多人不能想象经济生活还有其他的组织形式。…人的平等的规范几乎没有受到过公开的抨击。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的概念和衡量平等的基础在不断的扩展。…在某种程度上,三种规范因素彼此之间相互促进和相互支持。…不过三种规范因素之间也存在紧张关系,使得寻求理想政治和经济形式的稳定平衡不存在可能性。”[40]

基于三种基本因素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规范。而由于因素间存在的相互支持或紧张的关系,规范之间也随之和谐或紧张。并且不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解决紧张的办法。因此,“国际社会中的规范原则之间的紧张和矛盾意味着并没有一整套能使我们都融合在一起的、理想的政治和经济安排。没有稳定的平衡,没有历史的终结。所有好的东西没有、可能也不会同时出现。反之,社会制度总是在不断地发生着冲突,尽管冲突的程度因时而异。”[41]虽然只有暂时性的动态平衡的可能,但也有助于国际社会规范的多样性的产生和发展。“规范间存在的紧张和矛盾为不同的解决办法和安排方式提供了空间,每种安排方式提出的合法性要求都以相同的规范为基础。达成的妥协可能要根据当地的条件和特性而定;可能反映了当地的规范和习惯,且国际规范必须与这些规范和习惯妥协。”[42]因此,“一些偶然的、地区变化的结果可以渐渐地国际化和制度化,成为全球规范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继而影响以后的国际规范结构的内容。”[43]

虽然芬尼莫尔对于国际社会规范的解读打开了新的视角,让我们了解到规范并非先验性的而是具有发展进化的特征。但她也同时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到对于行为体来说,规范仅仅是外生性的。“规范不塑造行为体的性质:它们没有先验的本体论地位。”[44]

[1] [美]玛莎·芬尼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P2.

[2] 同上p2.

[3] 同上P2.

[4] 同上P2.

[5] 同上P2.

[6] 同上P3.

[7] 同上P3.

[8] 同上P5.

[9] 同上P6.

[10] 同上P6.

[11] 同上P16.

[12] 同上P20.

[13] 同上P21.

[14] 同上P33.

[15] 同上P33.

[16] 同上P33-34.

[17] 同上P36.

[18] 同上P38-42.

[19] 同上P42.

[20] 同上P54.

[21] 同上P54.

[22] 同上P66.

[23] 同上P66.

[24] 同上P67.

[25] 同上P68.

[26] 同上P67-69.

[27] 同上P78.

[28] 同上P71.

[29] 同上P79.

[30] 同上P85-86.

[31] 同上P86.

[32] 同上P87.

[33] 同上P93.

[34] 同上P96-97.

[35] 同上P100-101.

[36] 同上P109-110.

[37] 同上P121.

[38] 同上P122.

[39] 同上P122.

[40] 同上P124-125.

[41] 同上P127.

[42] 同上P127-128..

[43] 同上P128.

[44] 同上P136.